形容一个人事多或者多事，老南京有个歇后语：“出了南门——尽是事”。这里“事”与“寺”谐音，“南门”则是指现在的中华门。

      南京古寺多，其中又以南郊的古寺为最多，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一个缩影。而这些寺庙群，也有着许多别处无法比拟的特色。

<南京地区最早的寺庙在这里>

      南朝时建康城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南郊雨花台一带又是建康佛教的一大中心。

      据粗略统计，有名可考者，仅雨花台周围经安德门、龙泉寺到牛首山一带，大大小小就有70余座。这些鳞次栉比、规模宏伟的古代南郊寺庙群，成为南京地区佛教文化鼎盛景象的见证。

      长干里一带的建初寺是公认的江东第一座佛寺。民间传说，当年天竺僧康僧会到达东吴都城建业后，搭建茅舍，宣传佛教，引起孙权的注意。为了证明佛的法 力，康僧会“求得如来佛的幻化舍利”，献给孙权。为考察“舍利”是否真的坚固无比，当场试验，结果“劫烧之火不能燔，金刚之杵不能坏，铁锤砸之不能损，反 而使砧、锤并陷”。孙权大为叹服，遂为之建造塔寺。因为是江东第一座佛寺，故起名为建初寺。因该寺建于长干大市后面，又称江东大市寺。

      建初寺不仅是六朝寺观文化的开端，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使“江左大法遂兴”。宋人杨修之有诗赞道：“僧会西来始布金，常闻钟磬伴潮音。江南古寺知多少，此寺独应年最深。”

      南京最早的尼寺也在雨花台，这就是铁索罗寺。该寺本是晋时所建的尼寺。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索罗等19人先后到达建康，请僧伽跋摩在南林寺戒坛为中国尼慧果、净音等300余人授二部戒。从此中国有了如律如戒的比丘尼。

      为感谢铁索罗，人们化缘重修原尼寺，更名铁索罗寺。后世这里先后改名翠灵寺、妙果寺、瑞相院等。如今旧迹已难寻，而铁索罗的名字和这段佳话还在流传。

<大寺庙的集中之地>

      南京最大的寺庙一度大多集中在南郊。六朝时期建初寺固然是江左大寺，相传是唐代宗李豫为“感梦而筑”的宏觉寺，后来成为“牛头宗”的发祥地，方圆20里，气势同样宏大。

      到了明代，凤阳皇觉寺僧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有感情，建都南京后，修建了一大批寺院。至明天启七年（1627年）编印《金陵梵刹志》时，南京地区被称为“大刹”的寺庙仅有灵谷寺、天界寺和大报恩寺3座，而位于雨花台附近的就有天界和报恩两座。

      当时的天界寺寺内有“西庵曲径、苍翠乔松、半峰烟雨、双桂返照、南庵碧玉、古拙品梅”六景，不仅范围很大，皇上赐田赡僧亦最为丰饶。天界寺还曾统次 大刹两座——鸡鸣寺和静海寺，统中刹12座。这里不仅是佛门圣地，也是我国传统史学文化策源地之一。明朝宋濂等人编修《元史》，就是在天界寺内进行的。

      至于大报恩寺，更是统能仁、宏觉两座次大刹和普德、祖堂等14座中刹。位于其大殿后的琉璃塔，达9层，高七八十米，作为南京历史上最高的宝塔，成为古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更被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并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历代名刹高僧云集>

      名刹素来都与高僧连在一起。从支谦、康僧会、帛尸黎密多罗、法显、宝云、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到法融、古心、洪恩、道成、登标等高僧，都曾在雨花台一带住持或说法讲经。他们融合中外佛教文化，流传千古的史迹和传说颇多。

      道场寺曾聚集了佛陀跋陀罗和法显等一二百僧众，人称“禅师窟”。

      高座寺更带传奇色彩。晋时称尸黎密寺，梁初宝志禅师在此住持，与500位大士一起修行。相传云光法师曾在此山巅说法，其至诚感应佛祖，天上落花如雨，坠地成石，变成五彩缤纷的雨花石，雨花台之地名由此而来。

      明朝高座寺一分为二：西边仍为高座寺，东边为永宁寺。高座寺更加宏敞，廊列500铁罗汉像，意为宝志时500大士化身。《南朝佛寺志》中记载说，寺内“庭中卉木蓊蔚，五谷树、娑罗树皆海外异种。每当丛桂盛开，游屐咸萃。煮茗剥栗，作登高之会”。

      月牙巷的卧佛寺也是城南名刹。该寺因为印度僧人送来一尊檀木卧佛供奉在后殿藏经楼上而闻名。此外，寺里的腊八粥也特别好吃。每年方丈都会提前率僧众 外出化来各种食品，腊八那天起个大早煮好，沿街施舍。  雨花台西北麓的普德寺，始建于梁天监年间，明正德年间重修。其规模曾经相当宏大，有天王殿、金刚殿、钟楼、碑亭、大雄宝殿、观音殿等建筑。当年大雄宝殿曾 供奉金身如来，周围排列有500尊铁罗汉；伽蓝殿则供了3米高大铁佛一尊。可惜500铁罗汉在当年“大跃进”时被熔为铁水，大铁佛也毁于“文革”时期。仅 存大雄宝殿、伽蓝殿、“雨花泉”井一口，还有梁代遗留下来的石井栏等石刻。

（龙泉寺）

<曾是佛经翻译基地>

      古往今来，南京的佛寺远远超过诗人笔下的“四百八十寺”，高峰时达700余所，佛学研究亦相当精深，雨花台一带寺庙更是成了佛经翻译中心。

      当时建康从事佛经翻译的中心，主要有城南的道场寺和城北的华林园，高座寺、瓦官寺、龙光寺、道林寺、祗洹寺、长干寺和天竹寺也是译经的重要场所。这些寺院大部分集中在城南，以道场寺为首。

      孙吴时期，康僧会在建初寺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在此编译了《阿难念弥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经》、《道品》及《六度集》等佛经。他译的这几部经也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

      东晋初年，帛尸黎密多罗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等，江南始传高声梵呗。刘宋元嘉年间，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使大乘戒法与瑜伽学说始传江南。

      而“禅师窟”道场寺的重要人物是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他来到建康，与大弟子慧观应宋武帝刘裕的邀请，以道场寺为基地，主持译经弘法。与法显、法业以 及曾在国外钻研佛学的宝云等高僧一起译经，先后译出了《摩诃僧祗律》、《大方广佛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佛典共13部125卷，其中以《华严经》最为重 要。《摩诃僧祗律》、《比丘戒本》成为后世研习律学的根本经典。

      法显经30余国到达印度，取得了《摩诃僧祗律》的梵本，后又至狮子国得到《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经》等梵本，于公元412年返回中国，回到 建康后，住在道场寺达5年，翻译所带回的经典，共译经6部，达100多万字。法显在道场寺写成了他近万字的名著《历游天竺记传》（亦名《法显传》、《佛国 记》），为研究亚洲古代诸国历史和风土人情留下了珍贵资料。

      宝云法师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更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评 价都很高，甚至有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中外译经师们在雨花台周围寺院译出的大量佛教经典，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事业在建康的发展。

（宏觉寺宝塔。资料图片）

(原载于2011年4月26日《南京日报》第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