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1924年泰戈尔与林徽因（左）、徐志摩（右）合影

　泰戈尔与英、美学者在中国

         泰戈尔，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却不知这位印度诗圣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深爱中国文化，曾来到中国作访问，还在南京的高校里作过公开演讲，那天老人甚至和大学生们进行了“零距离交流”。

         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的到来，成为近代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却也给正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带来一场不小的文化风波。

        

        泰戈尔来了！

         1924年4月12日，一艘轮船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有泰戈尔率领的“国际大学访问团”。这是中国学界期待已久的访问，发出邀请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这两位中国学界泰斗，他们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提供路费。随行的还有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以及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

         泰戈尔是东方古国印度的诗人，却早已获得欧美的承认和尊崇，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中国学界充满了期待、艳羡和好奇。

         原本在1923年10月就传言泰戈尔要来中国，可惜他和儿子得了骨痛热病，没能成行。此次泰戈尔一行的到来，最喜出望外的是徐志摩。讲学社请他做印度诗人的翻译，并照料这位六旬老人。不过，徐志摩不会说梵文，泰戈尔也不会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作交流。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他一直认为诗一旦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就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

         泰戈尔的中国行计划6个星期，其中最主要的逗留地点是北京，上海是他到达和离开都必须经过的城市，南京则成为他从上海启程北上的第一站。

         南京起初只是泰戈尔准备路过的城市，但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南高师是现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在当时则是南方唯一一所可以与北方的北京大学比肩的国立大学，校长郭秉文办学颇为重视各种思想的交融，常邀请国内外名家到大学里演讲。比如，梁启超就来过3次，胡适也来过，至于来华的知名外国学者，他当然更不肯放过——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都被邀请来给学生们高谈阔论过。

         泰戈尔一直以行期匆迫为由婉谢，但最终却不过南京东道主的盛情，答应在东大的礼堂作一次公开演说。

    

       与大学生零距离交流

         在泰戈尔来南京之前，徐志摩专门托人带信给学校，告知接待泰戈尔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泰戈尔很不喜欢应酬性的集会或宴会，要“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20日凌晨2时，64岁的泰戈尔乘江裕轮溯江而上，中方随行者有徐志摩、王统照。上午八九点钟，老诗翁一行乘汽车抵达东南大学。在参观校园及明孝陵等景点之后，他们前往鸟语花香的梅庵就餐。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不过，泰戈尔用完餐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个孤亭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阶，走到树荫花丛旁，同大学生们说话。一位叫董凤鸣的学生目睹了这一切并记录下来。

         当时泰戈尔用英文先和大家打招呼，接着表示：“我很不愿意有人把我当作一位有名的人物看待，抬我到讲台上去作公众的演讲。我素来喜欢在露天的花间树下，像现在情景一样，同你们这般可爱的少年混在一起，随便提出什么谈话的资料，随便问，随便答，这样更有趣味。”

         董凤鸣说：“泰戈尔先生，你这个意思我早已懂得，几年前我就懂得了，因为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你的传记，好像讲到你办了一个露天学校，在贵国印度，是真的吗？”

         这话题让泰戈尔很兴奋，他说道：“是的！是的！”

         见他如此亲切，董凤鸣的胆量大了，追问说：“我们看见你有这样洁白可爱的胡须，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年龄到底是多少，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泰戈尔答道：“我很不愿意说出我的年龄，因为一个人的老少是不能拿年纪来做标准的。我的心刻刻同你们少年人一样，所以我长久是一个少年人。我喜欢同少年人玩在一起，我喜欢使我自己长久地做一个少年人……”

         不过，最终他还是笑着交出了答案：“你既问我，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已经64岁了，但是你千万不要猜想我是一个老年人呀！”说着他自己笑，董凤鸣笑，周围人也都笑了。

 

       在体育馆作公开演讲

         当天下午3点，身着印度民族服装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大体育馆。校长郭秉文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誉，还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眼光和善而深邃，在讲坛上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当然他还是用英文。演讲结束之后，徐志摩登台作了翻译：

         “余乘轮船溯扬子江而上，于昨夜月朦胧时，登甲板瞭望，沿岸风景，依稀莫辨，于村林中窥见两三星火，回顾船上乘客，多入睡乡，鼾声大作，因发生种种感想，觉得世界上现时未普遍的光明，就等此村林中之星火，社会上乏清明的感觉，就等此乘客中之酣睡。及船近金陵，晨光熹微，鸟声杂树，无数帆船，顺风直驶，稳渡中流，又觉得此种光明浩大现象，即将来世界人类，经过混沌状态，由牺牲奋斗所得结果之比例。”

         泰戈尔还强调说：“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排除责任，在于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显然，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可补救西方偏重物质的不足，达成世界和平。

         印度诗人的话语，借助中国杰出诗人的表述，让观众们沉醉了。当天体育馆里聚集了中外人士六七千人，有些校外的农夫、工人也来了。虽然这些人多半听不懂英文，他们还是蜂拥而至，一睹传说中的大诗人的风采。

         那天由于现场人太多，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正当泰戈尔讲得痛快淋漓时，忽然场内发出扑嗵一声巨响。原来体育馆楼上横板因超载过多开裂，几乎坍塌。好在，没有人员受伤，演讲很快就继续进行。

 

       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泰戈尔

         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

         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印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此行：“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