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插花艺术，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实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而中国的插花，又发端于南京，始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佛教的传入
     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
     在多花的江南，插花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旧时南京，从早春到晚秋，街头巷尾都有提篮推车的花贩，小菜场中也多杂有花摊，人们随时可以捎带一把应时鲜花，回家插瓶；花不必珍贵，瓶无须讲究，只取那一份自然的芬芳与色彩。如今街市花店越开越多，插花已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而一些正式场合，如会场中或商场外摆放的大型插花，新式婚礼中的新娘捧花、喜宴摆花，普遍使用的婚礼花车，那就十分讲究插花的技艺了。
     说到插花艺术，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实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而中国的插花，又发端于南京，始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随着佛教的传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香花供养的新风俗。《妙法莲花经法师品》中提到对佛经的“种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以花供居于首位。
     花供有多种形式，南京人比较熟悉的是散花。佛经中一再描写佛、菩萨或高僧说法时，会有天花降落。南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城南雨花台讲经，感动天女，散花如雨，落地化为艳丽的花石子，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雨花石。
     现在常见的佛前供花则是插花。插花，指折取一种或多种植物体的非根部分作为花材，经过技术修整和艺术设计，插入某种容器，形成新的观赏对象，以表达情感和意趣。它同盆景、园艺、雕塑、建筑等一样，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
     发生在南朝宋末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活动，发生在南朝宋末年。
     据《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记载，南朝齐晋安王萧子懋，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的第7个儿子。他的母亲阮淑媛病重，请僧人做佛事求庇佑。有人献莲花供佛，僧人以铜盆盛水，把莲花的茎浸在水中。7岁的萧子懋哭着拜佛，说，如果佛让莲花直到佛事做完还不枯萎，就说明他的母亲能恢复健康。7天的佛事做完，莲花更加红艳，而且花茎上生出了根须。当时人都说，这是萧子懋的孝顺感动了佛。
     据《南齐书》卷四十记载，萧子懋在延兴元年（494年）被害，年23岁，则他7岁当在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这年萧道成、萧赜父子已完全掌控朝中大权，正在做取而代之的最后准备；当时萧赜任侍中领军将军，不久又加督京畿诸军事，也就是首都建康地区的军事长官，他的家宅妻子，自然生活在都城建康；献花供佛的寺庙，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了。第二年四月，宋顺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
     这段记载中提供出关于插花的信息，有这样几点：一是以往所供莲花，多是无水干供的，所以和簪花于头、佩花于身一样，很快就会枯萎；二是众僧不但有“欲花不萎”的明确追求，而且已经懂得用器皿盛水浸渍花茎，可以使花较长时间不萎；三是水插莲花新生根须的事情，必不多见，所以才会特别为人传诵。
     这也就说明，有意识的插花活动，在当时还属初萌状态；而类似的神化宣传，肯定又会促成器皿盛水插花供佛活动的流行。
     百花之中，莲花因具有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被作为佛教的象征，尤其受到佛教徒的崇敬。释迦牟尼的出生、说法、法像、建筑等，都与庄严的莲花分不开，大乘佛教经典中影响最为深广的《妙法莲华经》，经名直译就是“像白莲花一样正确说教”。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莲花已为人所喜爱，《诗经》中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咏唱，青铜器中有多种莲花造型出现，彩绘陶器中也有莲花图案。所以，面对着佛教对莲花的崇敬，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意外。
     器皿插花的早期形态既是佛前供花，其首先流行于佛教盛行的南朝都城建康，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南京文化中，值得发掘的一个亮点，因此引起我对插花文化的兴趣，留心插花文献和现实发展十余年，最近完成了一部重述插花史的专书《拈花》。

     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时
     器皿插花进入了世俗的生活
     同样在南朝齐，还出现了插放仿制花卉的情况。
     事见《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齐武帝萧赜病危时，召儿子萧子良进皇宫陪伴，萧子良让僧人在窗外诵佛经，萧赜居然就梦见了优昙钵花。萧子良便命人按佛经上的描述，用铜制作了这种难得一见的花，插在皇帝御床的四角。
     这是永明十一年（493年）的事，距前述萧子懋故事，仅仅15年，可见插花活动发展之一斑。
     优昙钵花，完整的音译是优昙钵罗花，简称昙花，号称三千年一开花。成语“昙花一现”即源出于此，但佛经中的昙花属无花果类，而不是今人所说的仙人掌类。
     在南朝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时，器皿插花也进入了世俗的生活。当时的诗歌中，已留下了采折鲜花供置盘中待客会友的记载。
     如庾信《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春余足光景，赵李旧经过。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小船行钓鲤，新盘待摘荷。兰皋徒税驾，何处有凌波。”诗题中的昆明池，就是南京的玄武湖。诗人的船上准备好了盘子，就等采摘新鲜的荷花放进去了。盘中盛花的情形，在他的《杏花诗》中有描写：“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盘是扁平的器皿，盛水不多，也无法立插花枝，所以这一时期的以盘盛花，无论供佛还是待客，大约多半还是将采折的花枝，摊放在盘中。
     随着插花技艺和规律的探寻，插花理论和程式的形成，是插花活动向插花艺术升华的标志。常被举为代表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宏道的《瓶史》。因为插花是今天的说法，在古代多称为瓶花、瓶供。这两部著述，堪称插花史上的经典，影响到整个东方插花艺术的发展。特别是产生于中国江南市民阶层趣味的《瓶史》，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新兴市民阶层的强烈呼应，对日本的插花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花道名家纷纷研究与仿效，并形成了花道重要流派“宏道流”。
     张谦德是苏州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18岁的张谦德写成《瓶花谱》。《瓶花谱》在短序之后，分为8节，以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立目。可以看出，张谦德确实具有插花的实践经验，其撰述也是从实际操作的立场出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谦德在序言里，特别提到“厥昔金润，龆年述谱”的典故，以证明他年纪轻轻就撰写《瓶花谱》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只能知道，金润是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当时被誉为神童，早年撰写过《瓶花谱》，可惜现在已经失传，内容不得而知。但张谦德应该是看到这部著作的，而且很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如果金润这部《瓶花谱》流传下来，那么南京在重要插花文献的产生上，又可以多一分先机了。